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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變的力量 重慶誌願者服務已形成潮流

本文來源:重慶青年報

這是一座喧囂的城市,不僅僅因為它在麵積和人口上的巨大尺碼,也因為近年來的一係列“大事件”……

這是一座喧囂的城市,不僅僅因為它在麵積和人口上的巨大尺碼,也因為近年來的一係列“大事件”。

在各種宏大的敘事下,人們往往容易忽略,在這個“大都市帶大農村”的特殊城市裏,正在悄然發生著一種變化。這種變化,令這座城市的根係紮向更深之處,從而得以在那些“大事件”中,不至於出現過大的搖晃。

貼近地麵的力量,往往會被人忽視。這種源於草根的默默的力量,或許正代表著這個國家主流的邁進方向?

鄉村實驗

當了兩年的“西部誌願者”之後,穆龍在2012年通過了“大學生村官”的考試,走馬上任了。

他的“領地”,在綦江區扶歡鎮的安育村,一個偏僻的山村,離貴州並不很遠。在他之前,這裏還沒有大學生當過“村官”。

盡管也出身於貧寒的農家,但畢竟一直生活在校園裏,穆龍並沒有多少與村民打交道的經驗,尤其是以“村官”的身份。何況,留在此地的村民,主要就是兩類人:一類是留守兒童,一類是留守老人。所有的青壯年都出去打工了,甚至在春節都難得回家。

這是中國典型的“空巢村”。

“安育村有454戶人家,人口1929人,學齡兒童有252人,去年人均收入是6256元,其中四分之三是外出打工人員寄回來的錢。”穆龍對這些數字滾瓜爛熟。而在剛剛“空降”到這裏時,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些什麽。

最先引起他注意的,是放學後滿山瘋跑的孩子們。

早年,這個村還有一所小學,但後來並進了10裏外的另一所小學。每天接送低年級的孩子,成為老人們最大的體力勞動之一,一接一送,上下坡坎,光路途上每天就要耗去5個小時。而且,留守老人們既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識,也缺乏時間精力——青壯年流失之後的農村,總是有著幹不完的農活。至於孩子們,就隻能“放養”了。來自農家的穆龍當時隻有很樸素的擔憂:“這樣下去,這些孩子們長大後隻能繼續賣力氣了。”

穆龍回憶說,當時雖然不知道怎麽當村官,但至少還知道怎麽和孩子們玩。他把這個當做了自己工作的突破口。

幾天後,他趁回到鎮子的機會,給孩子們買了兩盒橡皮泥。回村後一拿出來,居然沒有一個孩子認識這香香的、軟軟的泥巴是什麽,這令穆龍有點心酸。

穆龍開始把村裏的孩子們組織起來,在放學後和周末,給他們補課、讀書,陪他們做遊戲、看電影。這些額外的工作,迅速占據了他的休息時間,當他發現自己一個人應付不過來後,就在誌願者網站上,貼了求助和招募的啟事。

第二天開始,熱烈的反響出乎他的預料。響應者不僅來自綦江和重慶主城區,還有外省的誌願者。精挑細選後,穆龍建立了一支30多名誌願者的隊伍,給孩子們提供各種培訓。那份名單上,登記的第一個名字,是他自己。

“下周四川外國語大學的老師會過來。江北區一個當政協委員的老師,還要把城裏的孩子帶過來,和這裏的孩子一起過‘六一’。”說到這些,穆龍很興奮。

把孩子們“黏”在身邊後,穆龍才發現,他也把村民們“黏”了過來,而這正是當村官最難之處。忙完農活的老人們,都願意圍在孩子們身邊,也就是穆龍身邊。村裏的其他幹部、甚至鎮裏的幹部,都驚奇地發現,在安育村最容易召集村民開會。這在基層,向來是老大難問題,甚至一些地方不給“誤工補貼”的話,村民根本不會來參加任何會議,這導致了一些政情難以傳達。

更令村鎮幹部們吃驚的是,經過誌願者對孩子們的文明禮儀教育,連村裏的老人們都受到了影響。老人們的衛生習慣、說話方式,都變得更為文明,原先張口就來的粗口,少了不少。原先開會,一些老人甚至習慣地把腳擱到桌子上,放鬆自己,如今則都知道這是對別人的不尊重。

帶好了孩子們後,年輕的村官穆龍開始關注這裏的留守老人。他最難忘的,是剛來時常見到村裏一位70多歲的婆婆,兒女都在外打工,她經常坐在家門口唱山歌,一唱就是一天。穆龍說:“隻有聽過她的歌聲,才知道什麽是孤獨。”鄉村裏的這些留守老人,和城市裏的空巢老人一樣,缺乏關愛,生活孤獨。於是,更多的誌願者被請進了這個山村,走進了老人們的生活。

作為村官,帶領鄉親致富,畢竟是穆龍最為核心的工作。他曾為村裏申請了600株“琯溪蜜柚”,村民們挖了坑,直接把蜜柚栽下去,可怎麽也長不好。後來問了專家,才知道這種蜜柚是要栽到土包上麵的。這次挫折,比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更觸動了穆龍,他自此堅信,農技知識和勞動技能的缺乏,才是造成這裏貧困的主要原因。但是,相當拮據的村委會,哪裏有財力聘請專業農技人員呢?他又想到了誌願人員。在相關部門的協調下,農技專業人員組成的誌願者隊伍,也開始進入這個偏僻的鄉村,將這個山村的誌願者服務,提高到了“扶智”式“扶貧”的高度。

誌願者服務帶給這個山村的變化是巨大的。村委會在原來的村小校舍中,撥出幾間房給了穆龍,建起了誌願者“市民學校”。這裏不僅成為孩子們的圖書館、活動室,也成為村民的文化中心。逢年過節,這裏還成為親情通訊中心,孩子和老人排著隊,通過電腦和網絡,與那些在遠方打工的親人們進行視頻對話。

一支由營養專家和高級廚師組成的誌願者隊伍,也在記者采訪前後,悄然來到安育村,對村民的日常食材進行分析和調研,試圖擬定該村的營養菜譜。這對他們也有相當的挑戰性,因為這份菜譜有個前提條件,必須在不增加村民現有支出的前提下,通過烹飪方式的改變,將現有食材的營養充分發掘出來——比如黃豆,不應再簡單地炒著吃或者炸著吃。何況,安育村的食材,都是真正的綠色食品。進展順利的話,這將是中國貧困農村的第一份營養菜譜。而這個主意,也來自一位外來誌願者。

這種對生活細節的關注,正令誌願者服務走出“慰問”為主的單一模式。一些前來調研的社會學專家也告誡穆龍,當地誌願者活動已經有了如此高的民意支持之後,應當加快從“輸血”型向“造血”型轉化,外來誌願者的工作重點,不僅僅是幫助村民改善生活,更應該幫助村民建立起互助互動、自我服務的機製;隻有當外來的誌願者撤出後,大多數服務還能夠自我運作,這才是對安育村的最大幫助。

這成為穆龍眼下思考得最多的一個問題,也成為扶歡鎮試圖在全鎮各個行政村複製安育模式時,考慮最多的一個問題。

融入城市

第一次看見陽台上養豬,這讓剛畢業的曾紅目瞪口呆。兩年前的那個初夏午後,他繞過一堆堆的垃圾,拜訪這裏的住戶,沒想到自己會自此紮根。

這裏是重慶最大的公租房社區“民心佳園”,54棟住宅樓、1.77萬戶、5萬多人,構成了一個龐大的“移民”社區。這裏的入住者,包括回遷的農民、附近工廠的工人、進城務工人員和剛剛就業的大中專畢業生,其中還有不少郊縣及外省戶籍者,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收入低。

住戶們龐雜的來源和普遍的低收入,令這個社區在建成伊始,便頻繁上演“文明的衝突”及“文化的衝突”。2011年的春節,有居民在網上發了一條帖子,列舉了社區內的種種不堪,除了垃圾如山、雞鴨橫行之外,這個由“陌生人”組成的社區,鄰裏衝突也十分嚴重,安全隱患更是隨處可見——最雷人的事例,是居然有住戶在家裏私自改造管線,把天然氣從廚房引到客廳裏,烤火取暖用。

這個帖子所展示的亂象,著實令政府部門擔憂,進行調查摸底也因此成為剛上崗的“西部計劃誌願者”曾紅的主要工作。曾紅至今還記得兩年前的“摸底”,除了髒亂差之外,他第一次看到了蔚為壯觀的殘疾車隊伍——殘疾人多,也是“民心佳園”的一大特色。

各方調查顯示,這個社區的問題,不僅是就學難、購物難、交通難,最大的問題也在於其居民尚未適應城市的生活習慣和生活理念。引導居民“從農民轉變為市民”,建立一所“新市民學校”,很快成為各方的共識。而依托誌願者服務,則成為主要的路徑。曾紅因此成為這個社區誌願者活動的牽頭人之一。

出乎各方意料的是,原以為最初需要依靠“植入式”的誌願服務,但當招募誌願者的公告打出之後,社區居民報名十分踴躍。第一批注冊的200多位誌願者,幾乎都是這個社區內的居民。

60多歲的鄭媽媽,就是其中之一。這位如今已經“官”至“文明禮儀組組長”——該社區內3000多名誌願者,分成了“文明禮儀”“成長關懷”“敬老助殘”“法律援助”和“食品安全”5個組——的老太太,退休前是工廠工人。如今,鄭媽媽每天與她的組員一起,巡視和維持社區的衛生和秩序。

她告訴記者,開展誌願服務前,這個社區裏到處是垃圾、狗屎,居民間也經常吵架和打架,雞飛狗跳。但是,即便如此,大多數居民們也有很強的願望,想把自己的社區搞好,誌願服務正好給大家提供了這樣的機會。

她不無自豪地說,如今這個社區的居民,去學校接孩子放學,都會在校門口排隊,上公交也會自覺排隊,這一點即便是北京、上海等地怕也很難做到。

注重解決實際問題,成為這個社區誌願服務最受歡迎的地方。誌願者主導的“市民學校”,第一課就是請電力、水務和消防部門的誌願者們,前來講授安全知識。課堂就設在社區廣場,擠滿了人,其參與熱情和求知欲望,大大出乎那些外來誌願者們的意料。

此後,誌願者“市民學校”舉辦的一係列活動,諸如夏季防暑解暑講座、夏季保健講座、老年保健講座、消夏廣場舞會、盛夏音樂會、家居藝術之折花培訓、中秋送溫暖等等,都在這個社區內一呼百應。針對社區內剛就業的大中專畢業生,誌願者們還帶來了社保、小額貸款、創業就業等谘詢服務,場場爆滿。而社區內的居民誌願者們,則根據自己的技能,組成了很多專業小組,為鄰裏提供無償服務。

這裏的誌願者活動,甚至還引來了老外。四川外國語大學的美國教師約翰,每周六都會帶著學生,換乘幾次公交車,前來給孩子們義務教授英文。約翰帶高年級的孩子,他的學生們則幫助低年級的孩子。居民多次想留下他吃一頓飯,表達下謝意,可約翰從來都是下了課就去趕公交回校。

約翰班上的一位9歲男孩,來自外省,其父羅誌軍從事摩托車配件批發。受到約翰的影響,他也加入了社區誌願者隊伍。隻要有空在家,他就去“市民學校”,幫著照顧孩子,維持秩序。小區學校放學時,這個組的誌願者們,都輪班充當義務交通引導員,在孩子們經過的所有路口“站崗放哨”,確保他們安全地通過馬路。

對這些,羅誌軍考慮得很簡單:“AG亚游都是從農村來的,加入誌願者,就等於是找到了一個機會,加入這座城市。”

“加入這座城市”,正是這個社區誌願者活動推出的初衷,也是這個社區的居民如此熱烈地、自發地響應誌願服務的動力。很難想象在這樣一個曾經髒亂差的公租房社區內,竟然能依靠本地居民之力,為某個病困家庭籌集起5萬元善款;竟然能夠讓每個空巢老人都有對應的鄰裏誌願者,並能熱鬧地過上每一次生日;甚至,連最為老大難的物業管理費收繳,都不再成為問題……而這些轉變,僅僅隻用了兩年,轉變的主要力量,正是來自居民自身。

如今,曾紅基本不用過問這個龐大的誌願者隊伍的具體工作,在居民誌願者們的自我管理下,這個“市民學校”已經能夠自如地進行自我運轉。

曾紅現在考慮的,是為空巢老人們建立一所“日托服務所”,不過這個計劃對於他來說,還是有點大,一時還隻是個夢想。同時,他也在想一些小事,比如附近菜市場每天都有賣不掉的菜,又無法擱到第二天再賣,他在考慮,能否動員賣菜戶們也建立誌願者隊伍,把這些“尾菜”收集起來,送給社區內特別貧困的居民。

和綦江安育村的同齡人穆龍相似,成了社區名人的曾紅,誰家做了好吃的,都會喊上他去“蹭飯”,甚至還有熱心的婆婆們,張羅著要給他介紹對象,也算是另類的“誌願服務”。

“自駕”小區

這是蒲濤第一次麵對中國房地產行業的教父級人物。

蒲濤是重慶鵬潤物業管理公司的總經理,他的客人則是有著中國“福利房之父”稱號的孟曉蘇。孟曉蘇曾經是央企中房集團的董事長,現任中國房地產協會副會長。

蒲濤所服務的重慶鵬潤藍海小區,如今已經成為諸多房企巨頭悄然取經的所在,諸如萬科等,都派人前來觀摩,試圖在自己管理物業的小區內進行推廣。而蒲濤的“一高一低”,即物業管理費的收取率最高,達到了90%以上;業主投訴率最低,一年僅有1~2件。這完全得益於小區內的誌願者服務平台——“市民學校”。

鵬潤藍海共有1139戶,與民心佳園不同,這個小區堪稱典型的“三高”:高收入、高學曆、高素質。而這種“三高”人群,也有著另一個特點:戒備心強,相互之間比較冷漠。對於物業公司來講,這種“三高”業主並不好“伺候”,不僅眼界高、要求高,而且“維權”能力強,不好纏。事實上,從這個小區數年前入住後,業主和物管的衝突就從來沒有停止過。

改變是從一場悲劇開始的。

2011年,小區內的一位老人在家裏去世,但直到數天後,鄰居們聞到異味報警,才被發現。這件事,震動了整個小區,幾個常在一起踢球的年輕白領,決心要在踢球之外,為小區做點更有意義的事情。

誌願服務就在那時開始了。他們征得了物管公司的支持,在各個樓道內張貼海報,呼籲空巢老人們與他們聯絡,進而編製了小區內空巢老人的名單,發放“孝心聯係卡”。每三位誌願者結對一位老人,排班探望,關心起居和健康,幫助解決生活中的種種不便。

比民心佳園更進一步的是,鵬潤藍海的誌願者隊伍,完全由小區內居民組成。“三高”的特征,令他們實行了一種“去官化”的自治模式:誌願者服務隊的隊長,由大家輪流擔任;誌願服務的內容,通過QQ群和微信群,民主提案、投票表決;誌願服務產生的費用,都由共同參與的鄰居們AA製分攤。

這種完全自治、完全本土化的誌願服務,迅速得到了小區內居民的呼應。誌願者隊伍擴大到了200多人,誌願服務也被分成了三類:

一是培訓類,從消防安全、家庭教育到投資理財等,涵蓋麵很廣,而這個小區的“三高”,也吸引了不少相關機構,因此從來不缺“師資”。

二是活動類,最受小區居民歡迎,誌願者們已經成立了歌唱隊、舞蹈隊、登山隊、足球隊等,還經常出去比賽、郊遊等。他們甚至還組織了兩屆春節文藝匯演,家家戶戶爭著出節目上台,以至於不得不在事前進行節目選拔和篩選。

三是公益類,除了小區內部的空巢老人關懷之外,他們還走出去,慰問敬老院等。

這種居民自發的誌願服務,得到了業主委員會和物業管理公司的支持。經業委會批準,物管公司還讓出了一定的辦公場地,交由誌願者“市民學校”使用;誌願者們白天都要忙於各自的工作,相關服務的電話報名等具體工作,就由物管公司的工作人員代勞;對於較大規模的誌願服務,物管公司則主動承擔基本的成本開支,比如居民春節文藝晚會的舞台布置等。

如此合作之後,誌願者“市民學校”便成為物管與業主溝通的主要橋梁。但凡物管公司要出台一些新的政策,都會事先通過“市民學校”與業主進行溝通,而業主們的不少意見和建議,也通過這個平台、在誌願服務中匯集起來,反饋給物管公司。

誌願者骨幹隊伍中,有重慶市級機關的兩位年輕處長。作為小區居民和誌願者,參加了不少活動後,他們深有感慨:這裏的誌願服務,真正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。他們把誌願服務中的這種心得,帶到工作中去,認為那種不斷強化管理、卻越管越難管的剛性工作思路,的確需要反思;“放水養魚”、發動社會力量來實現自我管理,才是新時期更應該考量的新方式。

負責誌願者歌唱隊的張阿姨,退休前是位小學語文老師。她組織了一大群小區內的老人,平時就在一起練合唱,走上了“移風易俗、莫善於樂”的道路。這個30多人的老年合唱團,每逢元旦、春節、端午、中秋等節日,都會給鄰裏們獻唱,很受歡迎,而且吸引了不少鄰近小區的老人。不光歌唱隊,誌願者“市民學校”建立的其他興趣小組,也對周邊小區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。誌願服務甚至令這個小區的二手房和出租房也跟著提升了檔次。

走在這個小區內,居民們互相打招呼,對不相識者也能微笑點頭,這種融洽的氛圍的確在當下中國已經成為稀缺資源。而小區內的明星人物,就是那些誌願者骨幹們。記者采訪時,其中一位誌願者骨幹剛剛添了兒子,來自社區的禮物自然收了“不計其數”。

在這種已經處於“自動駕駛”狀態的小區,“垂拱而治”的物業管理公司自然樂觀其成。

基層暗流

記者在采訪中發現,從山村、城鄉結合部到CBD,重慶的誌願者服務,已經悄悄地形成了潮流。

毋庸諱言,在這背後,的確活躍著官方尤其是共青團的影子。重慶共青團的負責人坦承:民眾自身對參與社會管理的熱情和能力,才是這一悄然變化的根源;當地共青團所做的,無非是順應這種需求,搭建了一個平台,推了第一把;最有價值的收獲,就是在“誌願者到社區去”之外,要把“誌願者從社區來”作為真正的重點。

民眾自身的參與和主導,令重慶的“全民”誌願者活動有了取之不竭的創意:比如一些小區的誌願者們組織了“四點半學堂”,將放學後的孩子們集中起來,開展各種文體活動,大大解決了上班族的後顧之憂;比如某個偏遠社區的出租車司機們,組建誌願者隊伍,已經在半夜裏多次運送急症病人,堪稱與死神賽跑;比如某小區誌願者在中秋節搞“孝心佳節”活動,組織小區內的孩子跟老人學包粽子、做點心,待父母下班回家一起吃……

今天,由共青團推動,當地居民、村民誌願者主導的“市民學校”在重慶已經達到2093所,並從城市的各個角落蔓延至偏遠鄉村。這甚至讓一些承受著巨大“維穩”壓力的基層黨政機構感到欣喜,因為他們看到了這種模式帶來的巨大“和諧紅利”。

作者 於東輝 學者雪珥對本文亦有貢獻

中國誌願者之路

現代誌願服務起源於19世紀初西方國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務,誌願活動在世界上已經存在和發展了100多年。

1993年12月19日2萬餘名鐵路青年率先打出“青年誌願者”的旗幟,在京廣鐵路沿線開展為旅客送溫暖誌願服務。中國青年誌願者行動自此展開。

1994年12月5日中國誌願者協會成立,全國各省級協會隨後逐步建立,構建起組織管理網絡。

1999年9月廣東省通過國內第一部青年誌願服務條例。此後,南京市和山東省也先後通過青年誌願者立法,為全國的誌願服務立法奠定了基礎。

2000年5月中國青年誌願者社區發展計劃全麵實施,“一助一”結對服務、服務站建設、大學生誌願者教育科技文化“三進巷”等工作有機結合,整體推進。

2001年3月注冊誌願者製度實施,以青年為主體包括許多中老年人在內的誌願者積極報名注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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